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国有约9亿劳动年龄人口，是美国全部人口的近3倍，中国的经济规模却不足美国的70%，然而奇迹在于带动的就业规模是美国的数倍。回看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国的成功就在于走出了一条高就业高增长之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压力是经济增速下降而就业增长率却不能下降，不仅要维持原有就业规模，还要力争年度新增就业人员1000万以上。显然，实现这种长期高就业型增长必须有强有力的政策手段来支撑。税费收入规模变动是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基本政策工具。2019年减税降费具有明显的就业增长刺激倾向。突出表现在把扶持小微企业列为减税降费重点，具体措施包括抓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落实、各地可将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对就业困难群体3年内给予定额税费减免等。

　　稳投资是继续做大做强中国经济的基础。没有投资增长率的稳定就实现不了功能转换和消费进步，也不可能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局面。中国能够保持长达40年的快速增长，关键因素之一是保持了固定资产投资年均两位数的增长率。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期，三大产业都面临大规模深度转型升级压力，这意味着市场内生性投资需求仍会扩张。同时，供需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使供给对接需求变动，要培育发展新动能，这意味着投资要适度扩张。然而现实问题是，近年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企业负债率抬升和成本上升削弱了企业投资能力。显然，这需要政策助力予以化解。2019年中国将把16%和10%两档增值税率降至13%和9%，这是历年来较大幅度下调增值税税率，是力度超强的普惠式减税：一方面会大幅度减轻固定资产购置进项税负担，如购进机器设备等；另一方面会减轻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销项税收负担从而带动投资增长。尤其要看到，对处于投资扩张期的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来说，这种减税的边际效益最高。

　　优化营商环境是稳预期的重要手段，而稳预期又事关稳投资、稳金融、稳就业，进而稳增长。税费制度是影响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市场主体来讲，税费制度不仅关系到负担高低，而且关系到是否可以展开公平竞争，同时也涉及到经营地国别选择。2019年再度减轻市场主体近2万亿税费，表明中国政府要为经济发展注入制度活力，充分保障市场主体利益增长，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大的心理预期稳定剂。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的企业税费综合负担率并非高水平，这种情况下还要减税降费，实质上是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和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信心。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重、挑战多、要求高。给企业减税降费，深层次效应是力促中国经济爬坡过坎。中国人民无限的创新创造潜能将更充分释放出来，中国高质量发展一定会有更广阔的空间。

　　白景明(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